先秦儒家王霸之辨：孟子一派影响大及程颢程颐朱熹的见解

先秦儒家王霸之辨以孟子一派学说对后来影响为大。后儒多以仁义和权谋区分王道霸道，如宋儒程颢上宋神宗皇帝书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论王霸劄子》）程颢所说尧、舜之道即王道，是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是天经地义之道。而霸道则用其私心，出于智谋，非仁义之正。这是以天理和私心严格区分王霸，在王霸问题上再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程颐亦说：“尽天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这是以奉天道和恃智力区分王霸，与上述程颢见解一致。朱熹继承二程思想，进一步以义理和智谋区分王霸。他说：“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中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八佾篇》）朱熹认为管仲做出许多事功，是由其天赋聪明，善于运用智谋。汉高祖和唐太宗取得成功与管仲相同，都是靠聪明智谋，而不是靠圣贤义理。因此皆非出自圣贤门户，不是正路得来。这样，朱熹便将三代以后，如汉唐盛世都统统归人霸道了。明代儒家王守仁更进一步区分王霸。他说：“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慕悦其所为，要来补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王霸天下，其流至于霸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传习录》下）王守仁这个议论推翻了孔子对五霸尊王攘夷的肯定评价。他批评的分心与理为二，是指向程朱的理学，他强调心理为一即心即理，要求专在心上做功夫，这样区别王霸较之程朱更为严格。王守仁还批评程朱推崇三代政治的思想，说：“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传习录》上）这是说讲太古无为而不讲因时致治，便会流入佛老异端；讲因时致治而不本于道，计较功利便是霸道而非王道。朱熹以汉唐以下皆为霸道；而王守仁则认为后儒所讲皆为霸术。在王霸之辨上，王守仁较之朱熹更为彻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