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学”的思想考古学

古人“冬住洞，夏筑巢”，吃头发、喝血，从来没有时间救人。对于狼这种凶猛的食肉动物来说，它们大概只是将它们视为威胁自己生存的敌人，想吃它们的肉、睡它们的皮。因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尽管新大陆的一些稀有狼种在19世纪赢得了许多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的青睐，但当地的土著人民和拓荒者仍然毫不留情，想要将它们全部杀死。

社会稍微远离野蛮，图腾崇拜可能有所抬头。草原民族以狼作为部落图腾，狼其实是稀有且难以征服的。即使这是真的，正如最近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所说，不同的动物被用作划分氏族和部落的血统、亲属关系甚至经济和社会的象征，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边界，对狼可能没有多少真情。至少据笔者所知，曾经被错误地认为崇拜狼祖先的蒙古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狼并无温情。元文宗时期编撰的《经世大典》中，保存有蒙古可汗蒙哥于公元1255年早春向草原上的拉弓民族颁布的一道圣旨：“从正月至六月末，怀奥夜“不要杀生。当你看到狼时并不重要。杀了它也没什么坏处。违者将被没收马匹、衣服、弓箭。见者有赏。”又引《先帝圣旨》云：“狼、熊、狐、虎、金豹皆可杀”(《经世大典·政典·鹰房捕猎》)。

随着人类社会变得稍微文明一些，人们观察和判断狼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多样化。但根据我们的分析，其实不外乎两条线索。首先，是“人性”与“狼性”的对抗，一方面发现并正视人性中的所谓“狼性”，另一方面发现人性中的所谓“人性”。狼，尤其是消极的、消极的狼。人性（残忍、暴力、怯懦、狡猾等）。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遗产，我们姑且称之为“内省”的方向。法国大文学家拉罗什福科列举了“虎、狮、熊、狼、狐、马、牛、猫、狗等种”的鸟兽昆虫，猴、孔雀、鹦鹉、喜鹊、鸳鸯、猫头鹰、蛇等。蟾蜍乃至蜘蛛、蜜蜂、蝴蝶、苍蝇、跳蚤、虱子，都可以与人类相媲美。”这与宋代史言之《北窗炙輠》《万物皆为我而备》时所指出的“我备者，所谓‘狠如羊，贪如狼’，‘凶如狼’， “如虎”，“毒如蛇蝇””，其实有相似之处，但目的相同（见钱钟书《孟子·尽心》第3卷第1163页）。

因此，布冯笔下的狼“生性粗暴、胆怯，但必要时能变得警觉，被强迫时能变得大胆。如果被饥饿所迫，它就会冒险”。 “它虽然凶猛，但是却非常胆怯，一旦落入陷阱，它就会惊恐万分，惶恐不安，久久不能自卫，不自卫就会被杀，不反抗就会被活捉。”也可以给它戴上项圈，用链子系住它，戴上缰绳，然后把它牵到任何地方，“它被展示到任何地方，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悦或不满”，奥杜邦描述了一只“渴望”的土狼。与当地的狗相处，尤其是我朋友的大型法国贵宾犬。不幸的是，我们的贵宾犬。“这只狗不想让嚎叫的狼和他一起玩，并且经常用愤怒的咬来回应它的攻击。”达尔文笔下的福岛狼之所以很快就灭绝在人类手中，是因为它们“对他人非常警惕”； ETC。

人类通过动物学、传说、谚语或其他载体将某种或一组抽象的道德品质（或非道德品质）固定在狼或其他野兽身上，从而在自身的道德实践中确立了某种道德品质。更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批评。这种外鉴内映的过程，将狼、狐、虎等所代表的野性还原为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又垂直于这个世界。在这个维度上，建立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想人类道德乌托邦。

然而，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德拉布鲁耶尔(Jean de La Bruyre)就已经尖锐地指出：“Loups ravssants, des lions Furieux, malicieux comme un singe(des loups ravssants, des lions Furieux, malicieux comme un singe)都是人们的意见。 ”，事实上，“人类远比四虫凶猛、顽固”。

康有为的说法就更高了。在他看来，人类只有爱自己、保护自己。他们“不怕杀万物，塑万物，雕万物，同形供奉”。在爱同类方面，“虎、狼、毒蛇，日食人时，不食同类，有时捉人，将人与同类分开，一起吃掉。为自己的同类而自私，必然会瓜分万物来养活自己，这是正义，但圣人与老虎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人类的智慧却是自私的，他们彼此建立了正义。久而久之，人们就忘记了，所以虎名不仁，人名仁义”（《管锥编》，第288页）。可见，这种将人类社会的道德范式投射到自然界的方法一直为圣贤们所诟病，而第二种观察和判断狼的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

这种做法并不满足于在“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之间建立道德与不道德、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对立，而是力求赋予世界一个理性和谐的秩序。那就是建立一个“狼”的类型学（当然包括几乎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这一努力的背后，是试图界定人与狼、人与自然、甚至人与宇宙的关系。相对于“外省”，我们不妨称之为“外巡”方向。与前一种方法相比，它不仅具有更加理性的表象，而且更接近古典时期“博物学”或“博物学”的本质。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重新配置言语与物体关系的坐标系上重新思考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史变迁的本质。他以文艺复兴末期至19世纪末有关语言、生物、财富和经济生产的三种话语为批判对象，考察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类型”（l'pistm），即一定的时代决定了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结构形式及其转变的内在逻辑。

他首先提出了自己关于博物学基础的疑问：“当我们建立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分类时，当我们说猫和狗之间的相似性并不像两只鹞之间的相似性那么相似时，即使猫和狗是性方面既温顺又香喷喷，即使都躁动不安，即使都打破了水罐，我们凭什么才能完全建立这样的分类？在什么“图”上，按照什么身份空间？相似之处和相似之处，我们习惯于整理出那么多不同又相似的东西，“这个连贯性是什么？”

根据福柯的说法，古典时期的博物学确实是“决定自然的连续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的科学”（《大同书·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第98页）。瑞典博物学家卡洛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对博物学的描述顺序非常独特。根据这个顺序，涉及特定动物的每一章都应遵循以下步骤：名称、理论、属、种、特性、用途，最后是文档。这种自然历史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形式，其重点是概述生物的结构、特征和程序连续性——以数量和大小来衡量。它的文件“不是其他文字、文本或记录，而是事物并置的清晰空间、植物地图集、收藏品、花园”，其中物种“根据其共同特征分组在一起，并通过这些特征对它们进行了潜在的分析和拥有”。只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名字”（《词与物》，第173页）。

博物学家对狼的研究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早期仅使用一个简单的法语单词（Loup）来引出像布冯这样的狼的身体特征和习惯的方法被放弃了。根据林奈的分类系统，“狼”有一个独特的拉丁学名“Canis lupus”，并在脊椎动物哺乳动物亚门下的犬科中获得了明确的地位，该亚门还包括大量的亚种。我们将看到博物学家如何比较标本的毛色变化和骨骼数据，以确定他们认为灰狼亚种之间稳定的本质差异，反之亦然。

奥杜邦详细地描述了德克萨斯红狼的毛色特征：“鼻梁、嘴周围和胡须是黑色的；鼻子表面和眼睛周围是红棕色的；上唇、嘴周围是黑色的。” ，眼睑，黄白色；额毛，根部红褐色，然后有一簇黄白色，尖端黑色，整体外观红褐色。耳朵白色，外表面黄棕色，从肩部前面到脚底有一条不规则的条纹，后腿毛外层红棕色。背部的软毛呈深棕色，较长的毛从根部开始，直到三分之二的长度，呈黑色，随后是较宽的一层黄棕色，最后到发尖大多呈黑色。下部呈红褐色，喉以下有条纹，胸部和腹部呈红色。尾巴上柔软的皮毛是铅灰色的，较长的皮毛与背部相同，只是尾尖的皮毛大多是黑色的。”

通过对美洲四足动物的广泛研究，他开始发现：“越往北，它们显得越白；越往北，它们的颜色就越白；越往北，它们的颜色就越白。越往东，或者越靠近大西洋，它们显得越灰；它们越往南走，颜色就越深。越往西走，颜色就越红。对于狼来说也是如此。在北方，人们观察到了一种变白的趋势，因此在美国中部和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绝大多数狼都是灰色的。在南方，在德克萨斯州和西南部，狼最常见的颜色是黑色，很难用科学理由解释这种显着的特征。”在检查和比较了许多美洲狼的标本后，奥杜邦发现：“在对狼的描述中，颜色是区分亚种的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标准。”

米瓦尔特也是如此，尽管他在他的名著《词与物》 中力求风格的严谨性和定义的准确性。例如，他仔细比较了大量的灰狼标本，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它们与印度狼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在我们仔细检查的五张狼皮中，我们找不到一张符合标准的狼皮。”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特征鲜明，尽管它们肩上的V形条纹比大多数欧洲灰狼的条纹更明显。我们最初认为头骨可能具有一些显着特征，因为其眼窝、上颚和上颚上方的凹面较大。骨头缝合线的位置也不同，牙列的一些细节也不同。但通过仔细检查这两种类型的头骨，我们非常确定它们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区别，而且我们找不到其他的区别。可以作为基础的样本。”

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许多动物学家将欧洲和美洲不同地区的灰狼视为不同的亚种……犬科动物种类繁多，如何单独区分它们只能取决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动物学家自我辩护的个人观点，根据我们的原则，那些没有发现稳定差异特征的物种不能单独区分，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物种只是不同的。灰太狼的变种。”这些博物学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对灰狼及其亚种的严谨细致的描绘确实令人钦佩。正如福柯所说：“没有可比性。事物建立秩序的过程更具有探索性，更需要经验性，更需要敏锐的眼光或更有把握的语言节奏，更需要决心让自己被压倒”受属性和形式的扩散影响”（《犬、胡狼、狼与狐：犬科动物专论》，第173 页）。

这不是一种迂腐的努力，而是试图使“自然足够接近其自身，以便可以对它所包含的个体进行分类，同时又使其远离自身，以便必须对这些个体进行分析和反思以实现存在”（:010） -30000，第169 页）。因此，福柯认为“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s）关心的是可见世界的结构以及根据其特征对其进行命名”。这不再仅仅是“狼科学”或“人科学”的层面，而是更接近“天人科学”。

我们首先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类在接触狼、观察狼、判断狼的方式中最常见的两种理性观点。然而，我们并不是很关心这两条线索的历时关系。相反，在大多数博物学家的“狼科学”中，这两条线索是共存、混合、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此外，除了这两条线索之外，我们试图向读者展示的，是让读者以一颗不偏不倚的心通过图像直观地了解狼的世界和整个自然世界的可能性。

至此，笔者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文章《词与物》中找到了共鸣。爱默生抱怨道：“我们的祖先曾经面对面地面对上帝和自然，但我们却通过他们观察上帝和自然。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与宇宙建立联系呢？”其实，“心胸开阔，自然风景就一直在”。留下亲密的印记。大自然永远不会吝啬，就像智者不会失去对大自然的奥秘及其完美的好奇心一样。大自然不是智者的玩具。群山无不折射出智者的思维之光，正如它们曾经给他天真的童年带来欢乐一样……说实话，只有极少数的成年人见过大自然。